北京去哪家医院看白癜风好读书亡国论
时下就业困难，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学得好不如嫁得好，都是很流行的观点。某校有一雕塑，一男一女，女的手拿一本书，男的头上有个球。上公开征名，高居榜首得到一致认同的竟是“读书顶个球用”。
读书无用论古来有之。俗话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百无一用是书生。“秀才”就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通称。刘项原来不读书，有枪便是草头王。古代造反而成功者几乎都是不识字的痞子流氓，如刘邦，如朱元璋。以仁义著称的刘备，据《三国演义》描写：“那人不甚好读书，性宽和，寡言语，喜怒不形于色，素有大志，专好结交天下豪杰……”可见也是个不读书的主。
对平民百姓来说，读书好坏与否毕竟都是个人的事，无关大局。而皇帝读书则成了家国天下的大事，历史上有不少皇帝爱好读书的佳话，而死读书、读死书亡国的皇帝也大有人在。
最典型的当属梁元帝萧绎。此人博览群书，才思敏捷，著有《孝德传》、《周易讲疏》、《老子讲疏》等数百卷。这位皇帝喜爱读书到了入迷的程度，自己读累了，让侍读替他读，昼夜不断。有时睡着了，手里还抓着书。可惜他读书既不能用以治国，也不能用以修身，内不能和睦兄弟子侄，外不能驾驭手下臣僚。大军压境，城破在即，他还召集大臣上课，给他们讲《老子》。眼看城破了，伤兵哀号，尸横遍地，他还要求大臣每人即景赋诗一首。最终只落得个国破身亡的下场。史载：西魏兵围江陵（梁朝京城），将要破城时，梁元帝知大势已去，乃入东阁竹殿，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14万卷。人问：“何故焚书？”他回答：“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
以残暴著称的隋炀帝杨广，其实是个绝顶聪明之人。他“自负才学，每骄天下之士，常谓侍臣曰：‘天下之人皆谓朕承先皇余绪而有四海。设若朕与士大夫高选，亦当为天子’。”意思说，人们都以为我是靠继承皇位当上皇帝的，其实就是跟天下文士比试，也应该我是天子。他年少好学，善于作文章。史书上说：“帝好读书著述，自为扬州总管，置王府学士至百人，常令修撰，以至为帝，前后近20载”，“自经术、文章、兵、农、地理、医、卜、释、道乃至蒲博（古代一种博戏）、鹰狗，皆为新书，无不精洽，共成31部，万七千余卷。”为此，唐太宗曾不解地问魏征：“朕观《隋炀帝集》，文词渊博，辞意深奥，亦知崇敬是尧舜而诟非桀纣，然其行事，何其相反？”杨广读书虽多，却心胸狭窄，嫉贤妒能，荒淫无道，最终走上不归路。王胄、薛道衡都是有才之士，炀帝找个故口把他们杀了，还念着他们“庭草无人随意绿”、“空梁落燕泥”的诗句，得意洋洋地问：“复能做此语耶?”
五代时南唐后主李煜，风流儒雅，“多才艺，好读书”。他工书画，精音律，才艺超群。其词清新朴素，雅俗共赏，谱曲可唱，把宋词创作推上一个新高峰。“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等名句，千百年来不知倾倒了多少文人雅士！但这些诗词只能感动才子佳人，却吓不退百万大军。文学天才李煜对政治一窍不通，继位伊始就对宋朝纳贡称藩，不仅不敢堂堂正正称皇帝，甚至在接见宋朝使者时，还要将皇袍脱下，换上紫袍。他书生气十足，天真地认为，只要事事恭顺、不出过错，赵匡胤就会碍于面子，不会同南唐兵戎相见。宋军打到家门口了，他还派大臣理直气壮地责怪赵匡胤：“李煜事陛下，如子事父，未有过失，为何要派军进攻？”极陈“江南无罪，陛下师出无名。”结果，被没有文化的赵匡胤一句“卧塌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乎”，就打发了。难怪有诗人为之叹息：“作个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
北宋徽宗赵佶当皇帝之前，是一个好学上进、讨人喜欢的青年。当时的皇亲贵戚子弟大多声色犬马，唯独宋徽宗每日沉浸在笔研、丹青、图史之中，宫廷内外、朝野上下口碑都不错，"盛名圣誉布于人间"。《宣和遗事》说："这个官家，才俊过人，善写墨竹君，能挥薛稷书；通三教之书，晓九流之典"。读书也颇有心得，写过《圣济经》。独创的“瘦金体”书法独步天下，草书炉火纯青，人们甚至认为其水平不亚于盛唐时的草书大家张旭和怀素。他画的花鸟画，现在市场价值几千万，藏于故宫的《芙蓉锦鸡图》、《祥龙石图》等，可称大师级杰作。1335年，元顺帝看到宋徽宗的画，一再表示赞赏。翰林学士库库在旁说道：“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元顺帝问何事？库库说：“独不能为君耳。身辱国破，皆由不能为君所致。人君贵能为君，他非所省也。”
历史上还有不少爱好读书的亡国皇帝。中国历史上唯一由知识分子入仕通过和平方式走上帝位的书生皇帝王莽，以清贫而好读书知名。他折节为恭俭，拜名儒陈参为师，孜孜不倦刻苦攻读儒家经典，精通其义。而且还爱好探索，尸体解剖、飞行试验、人造乳酪等都有涉猎。但他当皇帝后，泥古不化，企图建立一个理想的道德社会，制定的政策措施根本不符合实际，遭到从官吏豪强到普通百姓的一致反对，建立的新朝仅仅十几年就土崩瓦解，自身也成为伪君子、野心家的代名词。后蜀孟昶爱好文艺辞赋，他命人收集当时“诗客曲子词五百首，分为十卷”，名为《花间集》，后人视为文人词曲之祖。国人新春贴对联，也始于这位孟昶，他撰写的“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幅春联。汉末灵帝刘宏也是个爱好读书的皇帝，“好文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手下召集了不少善于文赋、有艺术特长的人。也正是这位灵帝统治时期，宦官专政，*祸复起，爆发了黄巾起义。
到了清朝，又出了一个烧书的皇帝，这就是大清帝国的倒数第二位皇帝光绪。光绪熟读诗书，从小立誓要做“圣帝贤王”。每天退朝之后，手不释卷，并无其他爱好。但他头脑中除了四书五经、“圣贤心法”，空无一物，不但对世界大势缺乏了解，甚至连那些西方国家叫什么名字都不甚了了。甲午战争爆发，清军战败，丧权辱国，自诩深谙历朝治国之道的光绪皇帝毫无对策，极为愤怒，认为战败并非自己“无能”，也不是不够“敬天法祖勤政爱民”，而是孔孟之道害的，所读的儒家经典“皆无用之物，命左右焚之”。从此，下定决心变法维新。这时的清王朝虽还没有亡国，但已是日落西山，苟延残喘，仅仅几年后就灭亡了。
为什么熟读诗书的皇帝反而会成为亡国之君？明朝文学家、学者于慎行在《谷山笔尘》中谈到：“人主之好文章书画，虽与政理无裨，然较之声色狗马，雅俗不同。且从事文墨，亦可陶冶性灵，简省嗜欲，未必非养身进德之助。”但他又说：“自古兴王之主有好文者，多是表章经训，劝学崇儒，如汉武唐宗是也。败王之主有好文者，多是耽精技艺，善画工书，如陈叔宝，李煜是也。然使陈、唐二主留心国政，忧勤万机，即耽精文艺，政自何妨？惟其庶政怠荒，万事不理，而一于流连光景，弄笔染翰，与雕虫之士争短于尺寸，斯其所以败耳。”连宋太祖也说：“李煜若以作诗工夫治国事，岂为吾虏也?”李恕谷则认为：“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宋明之亡以此！”
其实，说穿了一句话，就是读书要有好的学风，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自己不会读书，却把帐算在书本上，埋怨读书无用、读书亡国，岂不谬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