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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江晚报
史景迁离世的消息传来时，孟巍隆（BenjaminHammer）正在山东大学的办公室里翻阅文献。
70后的他是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同时担任《文史哲》国际版执行主编。这本期刊主要负责把国内一流的研究成果翻译成英语，向全球范围发行。孟巍隆的工作就像一座桥梁，一边是老牌的国学研究重镇，一边是海外汉学研究的广阔视野。
史景迁的离开，让他有些伤感。
海外有“汉学三杰”的说法，魏斐德、孔飞力和史景迁三位“30后”，都是20世纪重要的汉学家。年12月26日，史景迁去世，“三杰”至此成为历史。
年1月，三联书店出版了学者姚鹏的《汉学家与儒莲奖》。“儒莲奖”设立于法国汉学家儒莲（StanislasAignanJulien）去世前一年，颁奖至今，刚好周年，姚鹏在书里详细回顾了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全球的汉学研究。
在“洋教授”孟巍隆看来，正是在一代代前辈的努力下，海外汉学研究走到了今天，而背后的原因则是中国的崛起，对中国的研究对世界而言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
70后美国汉学学者孟巍隆
“随着中国经济与政治力量的增强，文化的外传，海外自然而然发现有必要好好地研究它，挖掘其成功崛起的原因，或从现代因素着手，或从古代文化寻找缘故。所以我们对中国历史的兴趣，只不过是更广泛的海外学界甚至大众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感兴趣的一种具体表现。”孟巍隆说，他从事的是先秦两汉经学、子学、古文献整理、西方汉学、东西方文化比较等方面的研究。
他在美国旧金山长大，从小身边有不少华侨和华裔，逐渐让他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兴趣，开始学习中文。
孟巍隆大学的专业是国际关系，大三时，他到南京大学留学一年，毕业后，就申请了山东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
那时候来中国时间不长，又选了一个在中国也算是小众的专业，孟巍隆读古文献时遇到不少问题。《文史哲》国际版
靠着勤奋和老师、同学的帮助，孟巍隆顺利毕业，又在年读完了北京大学古典文献学博士。与30后的史景迁那一代相比，孟巍隆觉得自己可以长期在中国生活、做学问，是他们的优势。
年起，孟巍隆进入《文史哲》编辑部，参与创办国际版，之后担任了执行主编，这让他看待中国问题时，有了更前沿、更直观的学术视野。
孟巍隆最开始叫孟威龙，他在老家学中国功夫时，姓孟的师父给他起的。随着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他保留了姓名的读音，改成了“巍隆”，隐隐与齐鲁的泰山相呼应。
海外汉学研究的这些年
年前，北京大学教授陆扬写下了一条多字的长微博，回忆对史景迁的印象。心情难以平复之际，还有几个错别字。
陆扬说，自己与史景迁只见过两次，但史景迁对他的影响相当大。
年，25岁的陆扬结束了在维也纳大学的学习，准备申请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有一天，他在镇上的图书馆读到了史景迁的《追寻现代中国》，“欲罢不能，里面有些部分印象极为深刻，甚至让人感动。”
后来陆扬进入普林斯顿大学，跟随余英时学习。余英时常提到史景迁这位老同事，“他们在耶鲁惺惺相惜，甚为融洽，余老师讲到清代时就特别提到《曹寅》一书，说这是史景迁真正下过功夫的。”
余英时还一再提醒学生，史景迁对史料有很高的悟性，他善于抓住要点，找出叙事线索、构成历史图景。正如史景迁这个名字，鲜明地向太史公司马迁致敬。
美国汉学的传统，可以上溯到史景迁的校友、耶鲁大学第一位中国语言与文学教授卫三畏（SamuelWellsWilliams，-）。耶鲁这一职位的设立，被认为是美国专业汉学建立的标志。史景迁作品集
年，一艘从纽约来的船在广州黄埔港靠岸，21岁的卫三畏开始了长达43年的中国生活。回家乡的时候，年逾花甲的卫三畏已经对中国有广泛的了解，成为美国第一位汉学教授。
浙江大学中西书院院长刘东教授，用了30多年主编《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他说，尽管卫三畏的时代，海外汉学家已经为中西文化交流迈出了一大步，但是事业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早期汉学研究，不可避免地带有一种“异国情调”的视角。
刘东举例说，一个美国人从中国带回去一件瓷器，作为艺术装饰，但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那可能是一个夜壶。有些汉学家对异域文化不够了解，就需要大量的想象，填充真实之间的空白。
“后来有了赛珍珠。”刘东说，赛珍珠后还有费正清（JohnKingFairbank，-）。
史景迁的老师是芮玛丽（MaryClabaughWright，—），芮玛丽的老师就是费正清。
除了广为人知的《剑桥中国史》等著作，费正清曾在清华大学跟随蒋廷黻学习，与梁思成、林徽因、胡适、蒋梦麟、费孝通等中国学者保持交往。“费正清”的中文名字，就是梁思成帮忙取的。费正清、费慰梅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
刘东认为，因为费正清的出现，二战后，美国的汉学研究队伍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一门不同于过去的学问由此诞生。
与老派的汉学研究不同，这门研究是“地区研究”的一个分支：以近现代中国为研究对象，以追寻中国现代化进程为基本宗旨，以广义的历史学为主要形态，横跨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
“海外学者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识和研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杜正贞也持同样观点，“从早期传教士对中文典籍的介译，到当代学者受到更多社会科学方法影响的专深研究，他们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