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记忆：快乐和悲伤
文/辛希孟
我的故乡莱阳把饲养、喂养称作“拨拢”——例如，拨拢猪，拨拢鸟儿，拨拢孩子等等。我记不住自己曾经拨拢过多少种鸟儿和多少只鸟儿了，只清清楚楚地记得自己拨拢的第一只鸟儿和最后一只鸟儿。
几十年过去了，那些拨拢鸟儿的快乐和悲伤都已淡漠，所能记住的只是那些得到鸟儿、拨拢鸟儿、失去鸟儿的过程。
我拨拢的第一只鸟儿是一只羽毛即将丰满、很快就要会飞了的麻雀，也就是我们老家人叫它家雀的鸟儿。
那只家雀好像是从厦门回莱阳探亲的父亲送给我的，我关于父亲的第一印象也是和那只家雀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那年我六岁。
敢肯定是六岁而不是五岁或者七岁，是因为家里至今保存着一幅大照片——母亲说，那是我六岁那年父亲回来探亲，全家一起到莱阳城里照的。
在那张照片上，奶奶穿着蓝色的大襟褂子坐在中间的凳子上，我穿着扎在蓝色短裤里面的白色短袖衬衣和穿蓝白相间海军服的哥哥站在奶奶的两边，母亲穿着列宁服抱着噘嘴巴的大妹和父亲并排站在后面。
那时候，我的二妹和小妹还没有出生。
印象比较深刻的情节是我和哥哥在莱阳农家的院子里逗那只家雀玩儿，那只家雀蹦啊跳地钻进了猪圈的墙缝里。
小家雀在黑咕隆咚的墙缝里一声大一声小地叫唤，我和哥哥面对着石头墙也是一声大一声小地叫唤。
我们家的那只老狸猫陪着我们蹲在墙根，眼睛骨碌碌地盯着墙缝。
家雀的叫唤不好模拟，我和哥哥的叫唤就一个字儿——哈——哈——哈——
那哈的声音是我们给小鸟儿喂食时的招呼，目的是让小鸟儿张开嘴巴。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小家雀还是躲在墙缝里不出来，我和哥哥便失去了等待它出来的信心。
就在此时，父亲出现了。
记不清父亲用了什么法子，把那只小麻雀弄出来了。
午饭后，我和大平等几个小伙伴到我们村西的一条大沟里玩“打滑嗤溜”——类似现在小朋友们玩滑梯——找一处比较平滑的沟坡儿，爬到沟顶，然后坐着朝下滑，周而复始，其乐无穷——天快黑了的时候，我们才恋恋不舍地回到家。
刚一进门，父亲就对我说，你看看，你光顾玩儿，也不喂你的家雀，这不，小家雀饿死了。
父亲走向正间靠北墙的方桌。
那张方桌平日里堆一些碗、盆之类的炊事用具，过年的时候就放祖宗们的牌位和插香用的香炉以及奶奶给祖宗们的供养。
父亲揭开扣着的一只海青碗，把死了的小家雀拿给我看。
我哇地一声哭了。
母亲把那只小家雀放在锅头（锅灶）里烧熟了，父亲弹弹灰，择择毛儿，撕了开来，让我吃了。
那时候，住在莱阳农村，可吃的好东西不多，一只老鼠、几只蚂蚱，在我们的眼中都是美味。
我的母亲在生产队里劳动，就经常抓回一些蚂蚱烧了给我们兄妹吃。
母亲用发卡子把那肚子里全是仔儿的丧门角（一种绿色的、头脑尖尖、身子细细的蚂蚱——“角”读“夹”）别在头上，我们看到了，就免不了欢呼一声。
那有仔儿的母蚂蚱吃起来特别香。
三十多年以后，当我开始经常地回忆往事，我忽然地想，那只小麻雀怎么能连一个下午都熬不过去呢？莫不是我的父亲把它给掐死了？
这个怀疑我曾经在父亲面前提到过，可是，父亲连那只小麻雀都没能记住，哪里还能想起它到底是怎么死的？
我父亲能够记住的只是，那次探亲结束后我母亲带着我和我哥哥送他到火车站的情景。
父亲和我们一起进了车厢。
火车呜呜地叫了，我却不想下来。
父亲和母亲费了很大的劲才把我弄下火车。
是的，那些情景，我也记得。
我记得那车厢很宽阔，那车厢里面全是让我惊奇的东东。
我还记得火车突突开走的时候，我和母亲和哥哥站在铁轨的旁边，看着它象一条大大的长虫，慢慢地爬远了，不见了。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火车。
最近十几年来，我经常在晚间做一些十分相似的梦。
梦中的我，突然想起了放在奶奶的三抽桌底库里的小家雀，梦中的我，一下子想起了我有许多天没喂那小家雀了，梦中的我，听到了那小家雀一声又一声有气无力的叫声。
往往的，在我还没来得及拉开抽屉拿出鸟盒子的时候，那梦就醒了。
梦醒后的我，心里依然有一种恐怖的、害怕小家雀已经饿死了的感觉。
在我所拨拢的鸟儿中，最让我喜欢的是两种鸟儿。
一种是柳燕儿。
这种鸟儿我现在回老家的时候还常见到，绿色的羽毛，小巧玲珑的身子。
柳燕儿最喜欢矮树，它在那些李子树、桃树、小柳树的枝叶中蹦来窜去，很是好动。
它做的窝类似一个小小的圆吊篮，模样很漂亮，是我记忆中最有创意的作品。
它一般在柳树和槐树上做窝，选那枝叶茂盛、密不透风的地方，用草茎、树叶等编织出拳头大小的窝，吊在树杈杈上。
刚孵出来的小柳燕指头肚一般大，红红的，浑身没有一点羽毛，闭着的嘴是黄色的，张开来，便成了一个桃红色的无底洞。
也许是我喂养不得法，我从来没有把一只小柳燕拨拢到会飞的时候。
因此上，小柳燕死的时候，我很悲伤。
我多么想看到它跟在我后面飞的模样啊。
还有一种鸟儿也是我最喜欢的，那就是钓鱼郎。
我不知道那鸟儿的学名，我们都叫它钓鱼郎。
钓鱼郎的腿特别得长，它还特别能吃，几乎可以和饕餐的山鸦鹊齐名。
山鸦鹊吃杂食，蚂蚱、虫儿、苞米、地瓜、地瓜干什么的都吃，钓鱼郎却只吃小鱼小虾儿。
因此上，每每在白龙河岸边的草丛里拾到一只钓鱼郎，劳累就来了。
放了学，我们拐上母亲塞给的篓子，急急忙忙地便奔向村东的白龙河。
哪里顾得拾草剜菜？我们先抓鱼摸虾，给钓鱼郎备下一天的食物。
那时候的白龙河不像现在只是一条挤满了塑料纸、矿泉水瓶子等等杂物的臭水沟，那时候的白龙河常年清水汩汩，里面的小鱼小虾很多。
我们抓着摸着就上了瘾，到了天黑的时候，就往往完不成母亲交待的把篓子弄满的任务。
我们抓着摸着就上了瘾，到了天黑的时候，就往往完不成母亲交待的把篓子弄满的任务。
回到家，挨母亲一顿骂，把抓到的鱼儿挑出大一点的，给奶奶，奶奶把它们破了肚子，洗洗。干净，放在碗里，然后倒上一点酱油，让母亲做饭的时候放在锅里蒸着，于是，我和兄妹便有了一顿美味。
最好拨拢的鸟儿是“哈拉姆”。（不知其学名，故乡老家的人都这样叫那种像是鹌鹑的鸟儿）
哈拉姆一从蛋壳里钻出来就会跑就会自己吃食儿，它的模样和小鸡儿一样。
每年的麦收季节，总能得到一两只哈拉姆。
麦子熟了，生产队的大人孩子兴奋起来了。
磨镰、烧绿豆汤、做“贴晌”（白面和苞米面搅和在一起做的大饼、卷子等等好饭食）。
天不亮的时候，生产队长的哨子就响了，大人孩子们吆吆喝喝地跟在队长的后面，到麦地里割麦子。
大人从左自右一字儿排开，割得最快的那个人当把头，排在第一位，（那是一个人人都盼望得到的十分荣誉的位置啊）其后，按照每个人割得快慢排下去。
唰唰唰，镰刀挥起来了。
遍野的麦子倒下了，变成了一个一个的麦裹子竖在地里。
不多会儿，那些快手们就把差手拉在了腚后。
我们小孩儿跟在大人的后面，拾掉落的麦穗。
忽然的，有人大声喊，哈拉姆！哈拉姆！
那些和小鸡一模一样的小哈拉姆顺着麦垄飞快地挪动着两条腿。
大家齐齐地站起来，扔了镰刀，不管了队长的白眼，不管了是否踩倒了麦子，开始了围剿哈拉姆的战役。
战役结束的时候，谁家的大人捉到了小哈拉姆，谁家的小孩就成了大家羡慕的对象。
当然了，也有把捉到的小哈拉姆送给别人家孩子的大人。
我的哈拉姆一般的就是大叔大爷们送给的。
歇息的时候，我们捧着那些小哈拉姆，找到蚂蚁窝，把它们放到蚂蚁窝的旁边，让它们吃蚂蚁。（我们叫蚂蚁为“鸡阳”，哈哈哈，这些土话啊）
刚开始的时候，这些小哈拉姆不吃蚂蚁，瞅空儿就跑，等住几天，和我们熟了，就会跟在我们的后面，到处找蚂蚁吃。
它们低着头，一啄一啄的样子好可爱耶。
我拨拢的最多的鸟儿是家雀。
家雀最容易得到。
到了春末夏初，我和大平、大堂们就到处找家雀窝。
我们在故乡的那些老屋的屋檐下，看地上有没有家雀屎，听上面屋檐处有没有小家雀的叫声，观察房顶上有没有叼着蚂蚱的老家雀来往。
家雀喜欢把屋檐处的一些破洞当它们的窝，它们叼一些碎草烂棉花，简简单单地铺设一番，就在那里面下蛋育子。
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故乡的老屋大部分是草披房。
只有零星的几座小黑瓦房散落在村子里。
奶奶说，小黑瓦房过去都是地主的，那些人家是土改分果实的时候才得到那房子的。
因为草披房子多，所以我仍能记起盖那样房子的情景。
大人们按照房子的宽窄，挖出沟，用石头砌地基，地基高出地面半尺后，扎起和地基一样厚的夹板，放在地基上面，小工们开始朝夹板里面填那种有粘性的黄泥，填一层，劣实，再填一层，再劣实。
劣土墙的情形很好看，往往成了我们小孩子眼中难得一见的好光景。
土墙到了丈把高，大人们便用木橛子和苇箔做出屋檐，然后架梁钉椽子，再然后，铺上高粱秸子或者苇箔，用搅了麦糠麦草的粘泥打屋笆，最后，铺上麦秸草，这草房子就成了。
这样的房子经那风吹日晒，年代久了，屋檐下就容易烂出一些洞来。
找家雀窝比较容易，老奶奶的那八间老屋，我家老屋前面四奶奶和大奶奶的老屋以及作了小学教室的张家家庙等等，都是草披房子，屋檐下到处都是破洞。
只是，掏小家雀就有些费劲了。
架人梯登高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是要防备长虫。
大人们为了不让我们爬墙上房，经常说一些吓人的故事，说某某村某某人小时候掏家雀窝，掏出来一根长虫，那长虫顺着他的胳膊一下子就钻到了他的嘴里，几个人朝外扯，把长虫挣断了，长虫头却钻进了他的肚子里。
大人的警告和威胁虽然影响不了我们掏家雀窝的热情，但是，却影响了我们的工作进度。
我们不管是谁上去掏，都要闭紧了嘴巴，将头扭转九十度，小小心心地把手伸进破洞中。
那样的姿势自然地就让掏家雀窝的行动变得有些恐怖，从而影响了速度。
掏家雀窝的时候，最最希望掏到那种已经长出大翎但还没有长出羽毛的小家雀。
刚刚从蛋壳钻出来的小家雀虽然好看也好拨拢，（柔嫩的红身子，肚子像一个小皮球，闭着眼睛，稍有动静，就会张开大嘴巴要吃的）但是要等到它会蹦、会上架、（让小鸟儿站在食指上，另一只手的食指横在小鸟儿的胸前朝上抬，小鸟儿爬或者跳上去就叫上架）会飞、会跟在人的后面飞，却需要较多时日。
那些长出了翅膀，快要出窝的小家雀则虽然具备了各种技能，却知道了生气，开始的几天，它们不但闭紧嘴巴不吃不喝，而且瞅空儿就要逃跑，让人费心。
因此上，只有那种已经长出了大翎但还没有长出羽毛的小家雀最好拨拢。
一个夏天和秋天里，我总是要连续拨拢五、六只甚至十几只小家雀。
我的一个远房叔伯大哥，和我哥哥同岁，他是全村最会拨拢家雀的人。
他拨拢的每一只家雀都能长大并且训练有素，他无论走到哪里，那家雀不用召唤，就或者跟在他后面蹦，或者在他的头顶飞。那家雀一会儿越过他，一会儿落在他的肩头，馋得我们眼睛都红了。
童年的时候，我最崇拜这个大哥。
我拨拢的鸟儿长得慢不说，而且，容易死亡。
死了的鸟儿一般都是瘦得不成样子，放在手里，很轻很轻的。
这让我经常地伤心落泪。
在小鸟儿不吃不喝无精打采的日子里，我会仔细地搜索六间老屋的墙壁，找喜蛛窝，抓喜蛛。喜蛛是一种爱在墙上做窝的小蜘蛛，在母亲和奶奶的眼里，它是吉祥物，抓的时候千万不可让她们看到，否则，是要挨骂的。
据说那种蜘蛛可以治病。
记忆里，让我最伤心的一次鸟儿之死是那只老狸猫带给我的。
那天的中午，我在东屋的炕上玩儿。
我家的六间老屋分成了两个院子，东两间，西三间，因为屋后就是大街，中间的那一间便开了大门，作了过道，东西两个院子间有一道墙，墙中间有一个窄窄的二道门。
东屋的窗外，是一棵很大的石榴树，这棵树把整个的窗户都遮住了。
我把那只刚刚学会了飞翔的小家雀放在石榴树上，自己趴在屋子里的窗台上唤它。
小家雀飞到我的手上，我高兴地摸摸它的脑袋和理一理它的翅膀，再把它放到石榴树上唤它。
正那样兴高采烈地玩着，不知什么时候那只老狸猫蹲在了石榴树下。
当我再一次地把小家雀放在石榴树枝上呼唤它的时候，只见那只老狸猫嗖地窜上了树，一口便把小家雀咬了去。
我惊叫一声，从窗口跳出去。
在两个院子里，我一边吆喝一边追赶老狸猫。
老狸猫最后放下了那只小家雀，窜上院墙，躲到了房顶上。
我哭着把那只小家雀捧了起来，仔细看看，它已经死了。
那天中午，家里只有奶奶一个人躺在西间炕上睡觉。
我坐在院子里抽抽嗒嗒地哭了一会儿后，悄悄进屋，打开母亲的大柜，踩着凳子，从抽屉里偷出了两个四方形的小铁盒子。
那是母亲的宝贝。夜里，我经常看到母亲很仔细地从大柜里拿出它们来，翻弄着里面藏的那些一角的钱、布票、粮票、工分本、*员证等等物件。
我把小铁盒子的东西集中到一个里面，把另一个装了小家雀，埋在了石榴树下。
埋葬小家雀的时候，我记得自己一边流泪一边对它说了许多的告别的话。
那次的伤悲，应该是最大的了。
至于那个小铁盒，母亲直到今天也不知道它去了哪里。
母亲剩下的那个铁盒子里，后来装上了我和哥哥以及三个妹妹的高中毕业证书。
前些年，父亲去世后，我们把母亲搬到城里住，收拾老家的杂物时，我又看到了那个落了单的铁盒子。
我们兄妹各人拿了自己的毕业证书，把那个已经锈迹斑驳的铁盒子扔了。
我拨拢的最后一只鸟儿，是在联中二年级下半年得到的。
奇怪的是，我怎么也记不起那只鸟儿是怎么得到的了。
那是一只我从来没有拨拢过的鸟儿，我至今不知道那是一只什么鸟儿。
现在想想，好像奶奶告诉过我它的名字，我却忘了。
那只鸟儿体型比“老儿角”（读“夹”）大，羽毛是灰色带点的，模样和“包包兰”比较像。（前一种鸟儿和百灵有点像，头上有一只羽毛角。后一种喜欢在春天的麦地里和秋天收获后的花生地、地瓜地里蹲着叫唤，颜色和麻雀差不多，身子比麻雀略大些——这些鸟儿现在都不见了）
那只鸟儿，是我拨拢的鸟儿当中的富翁。
因为奶奶在我得到了这只鸟儿的同时，把老爷爷留下的一个鸟笼子送给了我。
那只鸟笼很漂亮，我曾许多次地朝奶奶要，奶奶总是说，你的那些破鸟儿还值得用这么好的笼子养？
我在那之前拨拢的所有的鸟儿都是放在大大小小的纸盒子里的，那种纸盒子是奶奶和母亲用我们的书以及家里不能再用的碎布做成的。（呵呵，那手艺现在失传了）
听奶奶、母亲和村里的老人说，我家老爷爷的爷爷是我们村的大地主，我老爷爷小的时候，很过了些公子哥儿的好日子。
我想象着童年和少年的老爷爷，穿着小马褂，手里提着那只鸟笼子，胳膊上架着一只老鹰，（奶奶说，老爷爷最会熬鹰——训练老鹰）在我们屋后的那条全村最宽最长的大街上闲逛，身后跟了许多穿着破衣烂衫的穷孩子，禁不住有些向往。
呵呵，老爷爷留给我父亲和我的东西只有两样，那只鸟笼子和一只同样十分漂亮的蝈蝈笼。
这两样东西十几年前都被我儿子糟蹋了，这是后话。
得到那只鸟儿和鸟笼不久，我就被大队革命委员会推荐上了高中。
那是一九七一年的冬天。
高中离家大约有七、八里路，校方要求离家较远的同学住宿，我十分不情愿地扛着铺盖和一个星期的吃食住进了集体宿舍。
喂鸟儿的事情就由奶奶担任了。
每个星期六的下午，我就心急火燎地等待放学。
放了学，就和几个同村的同学快步如飞地朝家赶。
别的同学急着回家看看父母和兄弟姐妹，急着回家让母亲做点好吃的饭吃，我呢，却是急着回家看看我的鸟儿。
其实，直到我十八岁那年年底参加工作，我还不知道挂念和孝敬自己的亲人。
有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天都快黑了，急急匆匆地回到家，一下子看到鸟笼子空了。
正在拉着风匣做晚饭的母亲告诉我说，那只鸟儿飞了。
母亲还告诉我，奶奶看到那只鸟儿朝村西张家老茔飞了，奶奶跟在后面追去了。
我跑到老茔盘，果然看到奶奶在那里一边乱走，一边呼唤那鸟儿。
那时候的老茔盘已经没了树木，草也很少了，石碑也在几年前砸光了，冬天的黄昏里，只见一个一个坟头光秃秃的分外孤单。
我奶奶的一双小脚穿着尖头黑布鞋，裹脚布散开了一条，拖在枯草上。
见到我，奶奶很难过，说，唉，都怨我，喂食的时候没关好笼子门儿。
我和奶奶找了一会儿，天地渐渐地朦胧了，仍旧不见那鸟儿的踪影，我们只好回家。
我垂头丧气地在前面走，奶奶垂头丧气地跟在我的后面。
第二年初春的一个星期六的夜晚，十五岁的我躺在奶奶的炕上，搂着那只老狸猫，第一次遗了精。
那以后，我知道了脸红，我知道了爱面子，我知道了努力学习。
在高中里，我当了学习委员，我成为了一个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好学生。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拨拢过鸟儿。
当然了，我也没了那些因鸟儿而起的快乐和悲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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